三亿体育最新哈瓦那大学的知名校友—哈瓦那大学相当于国内本文摘自《志同道合的畏友—— 纪念梁思成先生、杨廷宝先生诞辰120周年》，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1年10月刊，总第213期P112-118。头条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
在梁思成、杨廷宝诞辰120周年之际，本文叙述了两位业界宗师在共同成长、成就、成功的一生中，彼此情同手足、肝胆相照的感人故事，以激励后学向先辈学习他们的爱国情怀、敬业精神、专业素养和高尚人格。
梁思成先生与杨廷宝先生是中国建筑界的一代宗师，也是中国建筑教育界的一面旗帜。两位先生在各自的事业奋斗中都曾历经艰难的探索而付出毕生的心血，并与我国第一代建筑大师和建筑教育先驱们共同开创了中国现代建筑创作的先河，打开了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大门，也揭开了中国近代建筑教育的序幕，为中国的建筑事业和建筑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今年，适逢梁思成先生与杨廷宝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帮助读者了解两位先生成长、成就、成功的人生，追述二人情同手足、肝胆相照，成为畏友的故事。
杨廷宝与梁思成虽同年出生，但杨廷宝生在河南南阳东南郊白河岸边的赵营村。童年的苦难与寡欢使杨廷宝寡言内向。而梁思成生在日本东京，在优渥的生活和开明的环境中长大的梁思成，性情开朗，至老未变。
1915年，少年梁思成和杨廷宝同时考入清华学校。但是，杨廷宝入学考试成绩优异，远超出一般考生的水平，学校因材施教，让其插班到三年级。于是，杨廷宝高出梁思成两级，却与闻一多同班了。
但是，共同的兴趣与爱好使梁思成与杨廷宝在课外相遇、相识。当时的清华学校，对学生的课外活动极力提倡自主、自由、开放。于是，各类课余兴趣小组应运而生，各种课外活动如火如荼，各样学生自办刊物方兴未艾。梁思成喜欢爬绳跳高，曾在学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杨廷宝则喜欢耍棍舞剑，是学校拳术队队员，曾获校剑术比赛冠军。梁思成酷爱音乐，曾是清华管乐队队长，并担任第一小号，还擅长短笛；杨廷宝曾参加校兵操军乐队训练。他俩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绘画。杨廷宝和闻一多在高等科时，因没有美术课而发起组织清华美术社后，梁、杨二人不但在美术社共同切磋画技，而且还先后在《清华周刊》担任绘图员，并在“研究文学、音乐及各种具形艺术底团体”[起名美司斯（The Muses）]同活动。
▲闻一多和杨廷宝发起组织的清华美术社。立者：左第五位梁思成，左第七位美术教师斯达女士，左第八位童寯。此时，杨廷宝刚留洋
杨廷宝选择建筑学作为他日后的事业，与在清华读书的经历有关。那时，学校正在建造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和科学馆四大建筑，由美国建筑师茂飞（Henry K. Murphy）根据他所制定的第一个清华校园规划而设计。而清华校园规划的路网、管网设施和其他校舍的建造，则交由中国第一位留学美国、学成回国的驻工地建筑师庄俊负责。杨廷宝经常到庄俊的办公室看他画图，或者在工地上看工人们怎样挖土、打桩、砌墙，这些都给杨廷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廷宝还经常看到另一位建筑师在工地上介绍图样，监理施工。快毕业时，杨廷宝与他交谈了一次，才更知晓建筑设计这一行，既有应用科学，又有自己喜欢的美术，便下定决心，要学庄俊建筑师干的这一行了。而梁思成选择建筑学是因为受到林徽因的影响，她在1920年随父欧洲之行中，酷爱西方建筑艺术，而决定将成为建筑师作为一生志向。
1921年，杨廷宝到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深造。两年半后，于1924年2月16日以优异的成绩提前半年修满学分，并获得学士学位毕业。而梁思成于清华毕业时因伤养病一年直到杨廷宝毕业这一年的9月才进宾大，此时，杨廷宝已经在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了。如此一来，杨廷宝比梁思成又高出了三个年级，比在清华时的年级差距又增加了一年。
1924年6月，梁思成与林徽因结伴前往宾大三亿体育官方App平台，他俩与杨廷宝又在校园相聚了。杨廷宝与梁思成虽然各自忙于自己的学业，但只要有机会，总是招呼上清华校友赵深（1920年入宾大）、陈植（1923年入宾大）、童寯（1925年入宾大），还有林徽因聚在一起，或是“频繁出入于图书室，为设计课题的需要或为理论的探讨而阅读、摘录、临图”，或者在假日里到校外风景区漫游野餐，写生摄影，课余生活过得很是充实惬意。不仅如此，他们都是学习上的佼佼者。例如，梁思成曾评价：“他称赞杨老‘内韧外秀，厚积薄发’，说杨廷宝在宾大学业超群，作业和笔记就像他本人一样，非常工整，赏心悦目，成为同学们的范本。”而赵深、梁思成、陈植、童寯也都是如此。他们勤奋学习的身影、屡屡获奖的名气以及出色的绘画功底，常常博得美国学生的赞赏：“Damn clever these Chinese（这些中国人真棒），The Chinese contingent（这是中国小分队）。”
1925年2月，杨廷宝获硕士学位，随即到导师P.克瑞的事务所工作实习。1926年下半年，他与赵深、孙熙明夫妇一同踏上游学西欧继而回国的旅途，便与梁思成等诸位密友暂时分开。1928年2月，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学成毕业，并在加拿大完婚，赴西欧度蜜月与游学后回国。
四、牵线年春节前，杨廷宝刚回国即应关颂声之邀到天津基泰工程司任职，成为第三合伙人，正式开始了他的建筑设计职业生涯。不久，大老板关颂声听说，杨廷宝在宾大的挚友梁思成即将学成回国，便想通过与杨廷宝的关系，争取梁到基泰来工作，以便利用其父梁启超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开展业务。
此时，东北大学正准备筹建建筑系，却苦于师资匮乏。东北大学工程学院院长高惜冰听说清华校友杨廷宝在天津，想请他担任建筑系系主任一职。但杨廷宝已在天津基泰工程司就职，无法接受这一邀请。他推荐马上要回国的梁思成，并受东北大学的委托，亲自前往北平游说梁启超。而梁启超这一时期正在为儿子梁思成回国的工作安排煞费苦心，他最初想在清华为梁思成谋一教职，尽管那时清华还没有设立建筑系。此时，经杨廷宝一游说，梁启超忽然灵机一动，在权衡清华与东北大学的利弊之后，果断替儿子承接了东北大学的聘书。但当时距开学只有2个月左右时间了，便急告仍在西欧度蜜月和游学的梁思成与林徽因赶紧回国。由此可见，杨廷宝的引荐促成了梁思成成为中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之一。
1930年3月，朱启钤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专事中国古建筑调查与研究工作。学社聘有梁思成（任法式部主任），刘敦桢（任文献部主任），以及多名专职古建筑研究的职员和人数众多的各界名流社员。下半年，执教东北大学的林徽因，因患肺病，无法坚持教学，加之东北气候寒冷，久病不愈，遂回北平治疗。时值日本侵华战争推进，东北局势不稳，教师纷纷出走。梁思成决定回到北平照顾林徽因，建筑系系主任一职由童寯接任。
1935年初，在梁思成、刘敦桢的推荐下，在时任北平市工务局局长谭炳训的促成下，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所，委托基泰工程司承包京城古建修缮工程。杨廷宝任主持建筑师，朱启钤、刘敦桢、梁思成为技术顾问。于是，杨廷宝从天津来到北平开设了基泰分所。就此，杨廷宝与梁思成再次重逢，并和刘敦桢共同参与了为时近两年的北平古建修缮工作。
在此期间，作为基泰工程司主持建筑师的杨廷宝和作为中国营造学社技术顾问的梁思成、刘敦桢，双方虽分工不同，责任不一，却配合默契：时常在一起勘查现场，切磋修缮技术问题；或商讨工程进度，甚至爬到祈年殿屋顶上查看施工质量；还共同出席天坛各修缮工程的开工、竣工仪式。总之，杨廷宝与梁思成、刘敦桢初次在同一工作中的密切配合，为今后共事一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说起中国营造学社，于1935年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社员的杨廷宝，虽然忙于自己的设计业务，但始终关心、支持着梁思成、刘敦桢主持的营造学社的各项研究工作。
当营造学社起步研究中国古建筑时，梁思成正苦于“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却又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他所憧憬的珍贵古建筑。起初，梁思成从民间概括华北四大名胜“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的谚语中偶然想到，可以先从华北正定的隆兴寺着手调查。待一切准备就绪，即将前往正定时，来自杨廷宝的一个信息让梁思成欣喜不已，决定改变既定计划。
“有一次，我偶尔去到用作公共图书馆和群众教育展览厅的北平鼓楼，我看到在一楼巨大的穹顶下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外表古怪的寺庙照片。照片下面的说明清楚地写着：‘蓟县独乐寺’。当我向梁思成形容照片上斗栱的形状时，他很兴奋，说我看到这张照片非常走运。”随后，梁思成立即驱车前往鼓楼，当他见到那幅照片上那寺庙巨大而奇特的斗栱时，他确信蓟县这座寺庙一定是一处宋元以前的古代建筑。于是，梁思成当即决定改变原计划，先行前往蓟县调查独乐寺。可见，杨廷宝不仅给梁思成带来一个及时的意外惊喜，也改变了中国建筑史上第一次科学考察之路的行程，使梁思成既发现了当时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之一，又写出了中国建筑史学界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分析研究古建筑的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其研究成果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水平。不仅如此，杨廷宝还写过《汴都古建筑游览记录》一文，发表在1936年9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三期。这是杨廷宝生平第一次在正式刊物上发表文章，足见其对梁思成、刘敦桢的研究工作和营造学社发行刊物的支持。
梁思成、刘敦桢在中国营造学社开展研究工作的11年中，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他俩历经千辛万苦，困难重重，经费更是捉襟见肘，甚至到1939年庚款补助也断绝。社长朱启钤不得不利用个人的影响，向社员中的大财阀、金融界首脑人物请求赞助。但是，国家的财政也十分吃紧，即使有资助也是杯水车薪。此时，汇刊第七卷第一期急待出版，而经费还无着落，营造学社只好再次求助社会。杨廷宝本人工资微薄，省吃俭用，还要养活一家人。即便如此，杨廷宝与关颂声等15位社员依然捐助了22500元（其中，杨廷宝捐了2000元），解了燃眉之急。
更令人称赞的是，抗战时期，梁思成虽然致力于古建筑的研究，但他也注意到当时的建筑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问题，担心学校的教育缺少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熏陶和训练，提出设立以社长朱启钤字号为名的“桂辛奖学金”，并与当时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兼职教授的杨廷宝沟通。杨廷宝听罢一拍即合，并共同商讨具体的运作办法。中国营造学社和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合作，于1942年和1944年分别举办了两届学生建筑设计竞赛。先后获第一名的是，日后成为我国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古建筑保护专家、设置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主要倡议人之一的郑孝燮，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城市规划教研室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风景环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小组主要成员之一的朱畅中两位学者。
遗憾的是，这种激励学生积极投入建筑设计学习，从中挖掘优秀人才的建筑设计竞赛方式，只举办了两届就因时局变化而中止。1943年，中国营造学社由于研究经费来源枯竭，研究工作难以为继，不得不解散。当杨廷宝得知消息，便与系主任鲍鼎力邀刘敦桢于1943年8月重返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再执教鞭，而梁思成则暂时留下来做收尾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廷宝和童寯、刘敦桢相继随国立中央大学复员南京。而梁思成带着学社最后的成员回到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从此，中国建坛四杰就分别在清华和南工两校建筑系致力于建筑教育至终。
1947年9月，在梁思成结束了对美国建筑教育近一年的考察和讲学，并完成了年初国民政府外交部委托他出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中国顾问的工作后，回国途经上海时，与正在上海的杨廷宝、陈植作短暂会面，这是二人自重庆一别后的再次相逢。当时，杨廷宝应梁思成请求，将自己在宾大读书时的建筑史作业手绘图赠送给母校建筑系作为教学参考。这40余幅杨廷宝的珍贵手绘作业图，至今被珍藏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资料室，成为清华建筑系获得的系友的第一份个人捐赠。
由于两校建筑系的掌门人梁思成与杨廷宝同深造于宾大建筑系，而该系受法国巴黎美术学院建筑教育影响最深，因此清华、南工两校建筑系不仅教学体系相似，而且连教风、学风都相近。两校的办学水平一直处于全国同类院校的前茅，所培养的人才在社会上也一直口碑载道。这与梁思成和杨廷宝倾心倾力专注教学不无关系。
在教学上，杨廷宝与梁思成曾有过共同参与视察教学活动的机遇。1965年的酷暑7月，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建筑学专业1966届左家庄小区毕业设计小组正在现场设计。这是梁思成与杨廷宝一贯主张的理论联系实际，“真刀”地训练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能力的教学方式。一天，系主任梁思成引领身着朴素夏装的杨廷宝走进简陋的设计室，在巡视一番毕业生的工作后，与一众有关人员围坐在一张图桌旁，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朱自煊向杨廷宝详细汇报了工程情况。期间杨廷宝不时插问几句，而梁思成则谦逊地站在众人背后，默默旁听。大约交谈一小时左右，杨廷宝才起身离开没有任何降温防暑设施的现场。
▲1965年7月，杨廷宝（二排右一）在梁思成（二排左一）陪同下视察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建筑学专业1966届左家庄小区毕业设计现场
由于“南杨北梁”各执南工、清华两校建筑系牛耳，且两人都身居要职，加上各自频繁参与不同社会活动、学术会议、教学交流、出国访问等，碰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有案可查的两人见面最多的场合是，作为中国建筑学会第一至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每四年会同时出席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并在会上讲话，以及在各届次常务理事会议上共商大事。而二人参会时间最长的学术讨论会是1959年5月18日至6月4日，在上海召开的“住宅建筑标准及建筑艺术座谈会”，会期计16天。会后，二人还应无锡城建局的邀请，与建工部领导视察、游览了无锡锡惠公园。
▲1959年5月，在上海参加“住宅建筑标准及建筑艺术座谈会”期间，杨廷宝（前排左三）、梁思成（前排左二）与领导和专家留影
二人同时在国际舞台上亮相，也许只有出席于1958年7月20日至2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5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出席于1963年9月27日至10月4日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的第7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以及随后于10月9日至12日在墨西哥举行的国际建协第8次代表会议。会后，杨廷宝与梁思成又应巴西建筑师协会邀请，前往巴西进行了参观访问。
梁思成与杨廷宝在各自的事业上可谓敬业至终。而在生活上，无论是战乱之时能患难与共，还是和平年代可欢乐分享，从下面几件事都可以看出他俩真是亲密无间的畏友。
一件事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终使北平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此时，刘敦桢、梁思成和杨廷宝三家人（杨廷宝恰出差到南方）正急着设法逃离日寇魔爪。幸有在刘敦桢家住了一年体验市民生活，在北大中文系学习的英国留学生马克·利威相助，混过日军设在火车站的“鬼门关”哨卡，乘火车抵达天津站。不日，三家人又乘海轮到达青岛港，随即买了胶济铁路的火车票西行，让滞后得悉、赶来青岛的杨廷宝扑了个空。火车到了济南，三家人转陇海铁路到达郑州，又转乘京汉铁路南下先到了许昌。一路上颠簸、换乘，陈法青一人带着五个儿女，幸得刘敦桢、梁思成两家人的照顾才安全在许昌下车。而此时，杨廷宝也紧急赶到许昌，与家人会合，与刘敦桢、梁思成两家人告别后，乘了一整天长途汽车才回到老家南阳。而刘敦桢、梁思成两家又继续前往武汉，再乘粤汉铁路的火车才辗转来到此行的终点长沙。从而，三家人结束了抗战中的第一次“大逃亡”。时隔不久，长沙也遭日机轰炸。不得已，梁思成一家率陆续逃至长沙的学社主力职员，第二次逃亡昆明。刘敦桢一家先回老家新宁暂避，并看望家中亲人，稍晚才绕道越南入昆明。这一后续历险记与在昆明的艰难度日，从梁思成1938年11月4日于昆明写给已在老家南阳避难的杨廷宝的信中可见端倪。从中可见证三家人患难之交的珍贵友情。
另一件事是，前述提及杨廷宝曾捐赠一批他留学宾大画的建筑史手绘作业，作为梁思成创办建筑系的教学资料。而鲜为人知的是，杨廷宝还赠送给林徽因另一幅精美的水彩画。这让林徽因欣喜过望，也让梁思成爱不释手。梁思成将杨廷宝和林徽因的各一幅水彩画装上镜框，并排挂在他的书房墙壁上，每日欣赏。可见，二人手足之情非同一般。
“下午杨廷宝来看我，并在此画了一张水彩。小弟昨天给我送来纸、笔、颜色，还没有鼓起劲出去画。今天杨伯伯来同我开了个头，我倒可以把这多年生疏的手艺重试一下了。”十、诀别
1966年3月21日至23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建筑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上，按惯例，作为第一副理事长的梁思成在历次中国建筑学会会员代表大会上，要做报告或发言。但这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却由第二副理事长杨廷宝致开幕词。在参会全体人员合影中，再次当选副理事长的梁思成本该与杨廷宝分坐在理事长左右，却不见踪影。那么，杨廷宝上一次到北京视察清华大学建筑系1966届左家庄小区毕业设计小组现场，就可能成了与梁思成的诀别了。因为，很快到来的运动不但中止了中国建筑学会的一切活动，而且给梁思成套上“学术权威”的莫须有罪名，使他受尽身心摧残，于1972年1月9日与世长辞。而杨廷宝于1982年12月23日也驾鹤西去，他俩在天国又“相逢”了。
可以说，梁思成与杨廷宝从天悬地隔走到一起，在生活上相处融洽，情同手足；在事业上志同道合，肝胆相照。他们在为共同事业的献身中，所展现出来的爱国情怀、敬业精神、专业素养、高尚人格都是值得后辈们在为复兴中华民族强国梦的奋斗中永远学习的。